鄭永年
  總體看,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涉及兩大方面,一是體制改善問題,包括經褐藻糖膠濟體制改革、法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另一個是體制創新問題,設置了兩個新的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人們發現,以前很多人一直所提倡的社會改革在這次三中全會中並未受到太多重視。但不是沒涉及,而是分散到各個不同部分。比如國家安全委莊臣員會的設置,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再者,公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顯示出新一屆領導人更重視處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簡單地上對下管理的思維方式。以往無論是“維穩”還是“社會管理”都容易被理解為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官員對人民的管理。這種話語變化也是一個進步。
  人們在讀公報的時候一定要問問,這些提法究竟在回答哪些大問題,只有讀懂了公報字眼背後的潛臺詞,才能真正弄清改革的大方向。實際上,三中全會意在回答一系列重要問題。主要包括如下幾個。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公報已經做出回答:即明確反對私有化,而大力提倡市場化。公報第一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就說明未來改革的方向,會將一些壟斷性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引入競爭機制。有了市場競爭,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動力。這就回答了這些年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左派在提倡“國有化”,而自由派在提倡“私有化”。市場化,但不是私有化,這既超越了傳統usb國有企業發展的思路,也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思路。
  其次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上,解決了前段時間的“憲政之爭”,明確表示既不走左派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道路,而是堅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咖啡機,走依法治國的道路。儘管“法治”的概念在中共十五大的時候提出來,但一直強調得不夠。今年年初以來,左派反對“憲政”,認為中國不能搞憲政。右派則認為中國應當搞西方式憲政。這次三中全會給出了答案,中國搞的是法制與法治,“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此外,公報也回答了其他重要的關係問題,包括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即“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中央和地方在責任和權力問題上理順關係;農村與城市的關係問題,“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內部改革和對外開商務中心放問題,建立更開放的經濟體;改革方式問題,既要頂層設計,又要“摸著石頭過河”,等等。
  如果說“市場化”改革是這次公報的“主題詞”,那麼我們也必須區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和社會領域的市場化。市場配置起決定性的作用,在我看來只能局限於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比如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等這些關係全體國民民生的公共服務領域,不能全部市場化。以往正是這些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的失衡。社會領域依舊需要政府主導資源配置,政府可以引入一些市場機制,但這裡的市場機制和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全然不同。
  此次改革的路線圖還是以經濟改革優先,社會改革尚未提到頭等議程上來。我認為,如果能把社會改革作為一個獨立部分來強調,那麼更有利於中國未來穩定有序的發展。未來經濟改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改革。沒有社會改革,就不會有消費社會的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立不起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會成為問題。當然,沒有經濟改革的順利開展,社會改革自然也難進行下去。但人們希望以後能夠將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本文由楊婷婷採訪整理。)  (原標題:讀懂公報潛臺詞,弄清改革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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