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抗日戰爭幾個不容置疑的結論
  《紅旗文稿》作者:於興衛
  中國抗日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世人對這場戰爭的關註經久不衰。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觀點和形式來描述這場戰爭,留下了許多研究成果。下麵,筆者就抗戰研究中的幾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作一探討。
  《田中奏摺》的真偽是偽命題
  《田中奏摺》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份秘密文件據說是愛國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黨的關係,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係,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用了兩個夜晚抄錄完成的。在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對《田中奏摺》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開始就持否定意見。1930年,日本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對於這一問題,歷史研究者也有許多不同解釋。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許多疑點,甚至有人從冷戰的視角出發認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了《田中奏摺》,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
  關於《田中奏摺》的爭論,其實涉及兩個層面的根本問題:
  其一,《田中奏摺》作為歷史文件是否必須有原件才能確認其存在,是否因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認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認。這是因為日本當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後,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銷毀了大量有關侵華行動及其戰爭罪行的檔案。比如,日本人銷毀了關東軍、憲兵隊、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活人試驗、化學戰、在朝鮮半島和中國強抓“慰安婦”等有關戰爭罪行檔案,然後翻臉不承認。這些相關的檔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其他相關證據鏈來證明。中國研究者發現,在《田中奏摺》公開後,中國官員在國聯有關會議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書庫。日本當局隨即將書庫官員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職。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財產損失殆盡。這些事情從側面證明瞭《田中奏摺》很可能存在。對《田中奏摺》,當時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後來在《昭和的動亂》一書中承認:“其後東亞所發生的事態,以及根據此種事態日本所採取的行動,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備忘錄為教科書的,因此消除外國對此項文書之疑惑,是很困難的。”
  其二,《田中奏摺》作為一個系統的侵略綱領,是否真實反映了日本統治集團的意志。現在的事實是,日本在1927年以後採取的侵略行動的方向、步驟、進程,與《田中奏摺》中所作的戰略規劃如出一轍。很難想象,局外人能夠對戰爭作出如此精準的預測!
  可以說,日本方面極力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就是為了替自己作辯解。歷史已有力證明瞭日本侵略者試圖征服中國、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沒有過《田中奏摺》,也不能改寫日本軍國主義在歷史上犯下的罪惡。
  七七事變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學者認為,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當時,日本雖有侵華意圖、有併吞中國的準備,但沒有具體的作戰計劃。日本的戰爭假想敵是蘇俄和美國,對於中國只是希望穩定東北建立滿洲國,在其他地方則利用軍閥割據的形勢逐漸建立傀儡政府、實現控制。
  事實上,雖然日本提出以蘇聯和美國為首要的假想敵國,並確定了南北併進的方針,但不管是針對蘇、美,還是北進、南進,都必定先打中國。先征服中國,不僅可解除後顧之憂,更重要的是可以獲得戰爭資源和作戰基地。可以說,征服中國是日本世界戰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確定用兵計劃時,始終把中國作為首要的侵略目標。
  在1936年9月日本陸軍省修訂的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中,對侵華兵力使用作出了具體規定:對華北方面,使用2個軍(5個師團),根據情況發展可再增加3個師團,用以占領平津地區和華北五省;對華中方面,使用第9軍(3個師團)占領上海附近地區,另組建第10軍(2個師團),從杭州灣登陸,兩軍互相策應向南京方向推進,占領並確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對華南方面,使用1個師團占領福州、廈門、汕頭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為日本準備全面侵華戰爭的重要戰略性步驟,廣田內閣決定加強日本中國駐屯軍,擴大其編製,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將軍銜升格為中將軍銜,且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親補職”。新編成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兵力由改編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在非法侵占丰台後,即以中國軍隊駐地為目標,開始進行頻繁的挑釁性軍事演習。演習的次數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習的時間由白天擴大到晝夜不停;演習用彈則由空包彈發展到實彈。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西南郊舉行秋季大演習,步兵、騎兵、炮兵、坦克協同配合,這是以奪取北平外圍盧溝橋、宛平城等要點,最後攻占北平為目標的一次預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軍部先後派出6批將校級軍官,前往中國華北、華中和東北地區,進行戰略偵察活動,為策劃全面侵華戰爭做準備。5月至6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在華北的軍事演習進入緊張階段,特別是駐丰台日軍在盧溝橋一帶的演習愈益頻繁。
  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後,為了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迅速作出對華增兵的決定。1937年7月11日,日軍參謀本部分別向其關東軍和駐朝鮮日軍下達命令,以指定的部隊向華北開進。日本陸、海軍還就華北協同作戰問題達成了協議。7月15日至17日,日軍參謀本部又相繼作出《形勢判斷》,制定了《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要領》,預定在三四個月內消滅中國中央政權。接著,日本援軍源源不斷地開赴華北。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網上網下質疑的人不少,極端者甚至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時候除了做了宣傳以外,幾乎沒乾什麼實事”。說這些話者不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說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並不是否定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歷來承認國民黨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主要力量,並肯定其正面表現。但是,縱觀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整體表現,實在讓人難以恭維。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輕而易舉占領東三省,十幾萬東北軍根本未作有效抵抗。國民黨政府一直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對日本的侵略僅僅是向國聯申訴。直到“西安事變”後,被“兵諫”的蔣介石才被迫停止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的軍事行動。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有多於日本侵略者的軍隊,在正面戰場也進行了頑強抵抗,但由於戰略指導和戰役指揮的重大失誤,國民黨軍沒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幾乎丟失了大半個中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的抗戰又由初期的比較積極逐步走向消極,還有大批人員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偽軍,國民黨內僅次於蔣介石的二號人物汪精衛都成了漢姦。蔣介石雖然一直堅持抗戰,但始終給自己留著與日本進行和談的後路,下不了嚮日本宣戰的決心。直到日本人襲擊珍珠港導致美國對日本宣戰後,國民黨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對日軍基本上是消極防禦,很少有積極的反攻行動。在抗戰後期的豫湘桂作戰中,在中美空軍完全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面對已成強弩之末的侵華日軍,仍潰不成軍。在短短的8個月內,國民黨軍就損失近60萬人,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丟掉城市146座、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是不計其數。
  中國共產黨的表現,讓人們看到了抗戰的希望。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就率先舉起抗日的大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受到國民黨軍重兵圍剿時,中國共產黨仍投入很大精力領導東北抗日鬥爭。中國共產黨還從民族大義出發,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全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全國抗戰開始後,八路軍在平型關初戰告捷,打了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仗,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正如時任國民黨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續範亭所言:平型關之戰的特別意義,“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我們的士氣。”全國抗戰開始初期,在日軍的大舉進攻下,國民黨軍節節後退,丟城失地;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卻不懼艱險,迎難而上,挺進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更是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主戰場,對抗著約58%—75%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到抗戰勝利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最凶殘
  每年8月,日本廣島和長崎都會舉行紀念原子彈受害者悼念儀式。日本儼然把自己當作一個戰爭的“受害者”。事實上,日本法西斯才是最凶殘的。在日本法西斯鐵蹄下,中國大地到處是人間地獄,城市遭到轟炸,村莊遭到焚燒,父老兄弟遭到屠殺,母親姐妹遭到蹂躪,大好河山慘遭踐踏。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和亞洲很多國家人民犯下的纍纍罪行罄竹難書,其滅絕人性,世所罕見。
  在日本法西斯身上,看不到任何所謂“文明人”的影子,看不到任何“人性”和“人道”的影子。臭名昭著的日軍“731”部隊,拿無數中國人鮮活的身體和生命進行生物武器試驗併進行細菌戰。除“731”部隊外,日本還在其他侵華日軍設立了名為“防疫給水”的細菌戰部隊。這些部隊對中國軍民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戰,造成的中國軍民的巨大傷亡難以統計。如1942年5月,日軍對雲南保山、昆明等地進行細菌戰攻擊,造成雲南56個縣霍亂暴發,兩個半月內染疫人數達12萬之多,死亡9 萬多人。滇西日軍在其侵華戰爭失敗前,喪心病狂地實施細菌戰,致使滇西16個縣鼠疫流行,一直延續到1953年。
  在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屠殺。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野蠻的無差別轟炸、赤野千里的“無人區”、殘暴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在日本侵略者那裡,中國人民沒有最起碼的尊嚴。1934年,日本侵略者為隔絕人民群眾與抗日民主聯軍的聯繫,採用“集家並村”,把南起寬甸、北至撫遠長達1000多公里,遍及39個縣、旗以及熱河省沿長城一帶廣大地區劃分為“無住地帶”和“集團部落地帶”,把500萬以上農民趕入所謂“集團部落”。被迫居住在其中的人沒有任何權利,只能任日寇奴役、侮辱和迫害,許多人被殘酷折磨而死。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進行了長達6周的燒殺搶掠,其令人髮指的暴行,就連同為法西斯的德國也驚嘆:日軍是“獸類的集團”。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對冀中地區進行的大掃蕩中,殘暴地殺害群眾5萬餘人,使冀中地區出現了“無村不戴孝,處處聞哭聲”的悲慘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多數擁有化學武器的國家顧慮到禁止使用化學武器國際公約的限制,同時也擔心受到對方使用化學武器的報複,基本上沒有將化學武器用於實戰。但日本肆無忌憚地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日軍在戰場一旦遇到中國軍隊殊死抵抗、局面不利時,便使用化學武器。20世紀90年代,經有關方面調查和不完全統計,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地點,遍及中國的18個省區;使用化學武器的次數超過2000次,至少造成中國軍民直接中毒傷亡10萬餘人。日本投降時,還將大量未使用的化學武器遺棄在中國境內,至今留下無窮後患。
  日本法西斯對自己的國人同樣沒有人性。最極端的例證便是戰爭後期的“神風特攻隊”。為消滅對手完全不顧及特攻隊員的生命,讓他們做戰爭最後的炮灰。特攻隊完全是日軍高層推動,作為特攻隊員,即使心中不願意也沒有辦法逃避,不得不接受赴死的命運。戰後的日本不但不對此進行反省,在安倍上臺後,日本鹿兒島縣“知覽特攻和平會館”還於2014年2月4日向聯合國申請將333件“神風特攻隊”隊員遺書等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這明顯是在挑釁人類的良知!
  東京審判絕不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
  日本右翼鼓吹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其理由很滑稽,諸如:東京審判是由美軍負責人麥克阿瑟將軍簽發法庭憲章和任命法官,這是作為美國占領政策的一環來進行;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殺戮了20萬日本平民和蘇聯違反日蘇中立條約突然參戰,也應該進行追究;涉及法官的構成,不能只由戰勝國派遣,應該任命第三國、中立國的法官,甚至應該讓日本的法官也參加審判;對最高決策者天皇以及皇室免予追究戰爭責任,等等。這些所謂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不是單純否定一次審判的結果,而是要否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
  負責東京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設立,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它根據的是《波茨坦公告》和莫斯科英、美、蘇外長會議決定。1946年1月19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公佈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 遠東軍事法庭法官由11個國家(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印度、菲律賓)的11名法官組成,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東京審判在長達兩年七個月的審理過程中,法庭並沒有以戰勝國的姿態對戰爭罪犯做主觀、武斷的判決,而是採用英美法系“辯論式”的審判方式,以國際法為根據,在大量人證、物證的基礎上,在給予戰犯充分自我辯論的基礎上作出法律判決。審判期間開庭818次,庭審記錄約5萬頁,文字1000萬,出庭作證證人419人,出示法庭證據4336件,英文審判記錄48412頁,判決書1213頁,用了9天的時間才宣讀完畢。審判吸引了20萬旁聽者。法庭根據許多第一手原始資料和1000多人的證詞,不僅從法律的角度認定了日本發動的對中國、東南亞和美英等國戰爭的侵略性和非正義性,而且通過核實大量史實,系統地揭發和列舉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及其在戰爭中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種種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震動,確認了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都是侵略戰爭。
  東京審判用法律的手段審判和嚴懲了因策劃、發動和指揮侵略戰爭而犯下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的戰犯,伸張了和平、正義與人道主義的精神,從而在政治上確認了任何侵略戰爭行為都是違反國際法的,都將受到嚴厲懲罰。這有利於防止戰爭,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符合人類進步與世界和平的歷史發展規律。所以,遠東軍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戰爭受害國,代表世界人民對戰爭罪犯進行的審判,而絕不是什麼所謂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它的本質是國際正義對法西斯邪惡勢力的審判。
  當然,東京審判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天皇是日本憲法體制和戰爭責任體制中的最高權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就不可能徹底地追究日本國家的戰爭責任。二是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中,幾乎沒有涉及日本對朝鮮、臺灣地區等殖民統治地,特別是在中國的占領區進行的殘酷統治罪行。如在中國實施最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數以千計的慘案和對無設防城市居民的大轟炸,以及強制勞工、強迫婦女做隨軍“慰安婦”等,更沒有把日本殖民統治的暴行作為戰爭犯罪來進行追究。三是沒有嚴懲實施細菌戰、化學戰的戰犯。四是審判虎頭蛇尾。在對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後,麥克阿瑟總部即宣佈釋放仍在獄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1949年10月19日,又宣佈對乙、丙級戰犯也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更頒佈“第5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在刑滿前按“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因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只能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徹底,很不完全。這也是造成戰後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民眾長期拒絕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政治上長期右傾化的重要原因,更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少數右翼勢力否認、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謬論肆意泛濫,為軍國主義戰犯招魂的鬧劇連年迭演,政治右傾化勢趨日益嚴重的主要歷史淵源。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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